“双一流”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开始启动。那么对于“双一流”建成的标志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至今鲜有“双一流”?“双一流”建设，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这些基础性问题的回答，无疑对我们全面落实中央重大战略决策大有裨益。
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随即成为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领域的热门话题。2017年1月24日，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标志着“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双一流”建成的标志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至今鲜有“双一流”?“双一流”建设，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对于这些基础性问题的回答，无疑对我们全面落实中央重大战略决策大有裨益。
“双一流”建成的标志是什么?
“双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集中反映中华民族共同的教育梦想。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高校及学科世界排名显著提升，但是冲在最前面的北京大学也没有公开宣称已经建成了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究竟好在哪里，让我们自叹不如?以哈佛大学为例，她好在世界一流的招生选拔制度，好在世界一流的人事管理制度，好在世界一流的校长遴选制度，好在世界一流的师生互动和校内外互通环境，好在世界一流的课程教学体系，好在师生都是新知识生产者和消费者……单是课堂教学，哈佛大学就有合作性教学、活动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问题导向教学法、小组讨论、主题辩论、动手小组教学、实验室体验、课题研究等多种形式。以美国东部大波士顿地区为例，这里既有哈佛、麻省理工学院(MIT)这样的世界顶级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有卫斯理学院、阿默斯特学院这样的高水平文理学院，还有以创业教育著称的巴布森学院、以交响乐闻名的伯克利音乐学院、以新型工程教育崛起的欧林工学院等。这些院校有的地处闹市，有的则偏居村野，教育使命、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各异，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群体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她们为学生个体成长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为世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负责任的世界公民和社会领导者。可以说，世界一流大学为美国独霸全球提供了重要支撑。
“双一流”建成的标志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如果高校能够做到以下几点，毫无疑问是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暂且不提)：一是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一流学生;二是能够选聘世界一流的教育家办学;三是能够形成世界一流的教育思想;四是能够赢得广大校友的热爱和反哺;五是能够产出拓展知识疆界、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流科研成果;六是能够培养出各行各业领军的杰出人才;七是能够提供无可替代的高水平社会服务。以此观之，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确是仍在路上。
为什么我们鲜有“双一流”?
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牛津大学贡献了学院制和导师制，至今为世界众多高校效仿;洪堡大学开启了研究型大学模式，使科研成为大学的第二项核心职能;威斯康辛大学贡献了社会服务理念，使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第三项核心职能;哈佛大学贡献了自由选修制、集中与分配制、通识教育改革系列报告等，持续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耶鲁大学贡献了《1828年耶鲁报告》，是世界高等教育思想宝库里最宝贵的文献之一，至今让读者拍案惊奇;卫斯理学院提出了卫斯理效应，首倡女性是社会进步的引擎;斯坦福大学贡献了创业教育和《2025年计划》，成为创业型大学的鼻祖，也必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传统大学转型的典范……反观我国绝大多数高校除了高楼大厦、塑胶跑道、奢华校门等校园景观，似乎乏善可陈。如果没有“双一流”算是一种教育病，那么病理分析尤为重要。是我们缺乏智慧么?是我们缺乏经验么?是我们缺乏决心么?是我们缺少教育经费么?是我们缺乏国际话语权么?……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否则路费越多、马儿跑得越快、车夫本领越高，我们离楚国只会越远。
笔者以为，病根在于我国传统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现代高等教育本质属性未能实现完全匹配。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章程建设、管办评分离、教育放管服、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等改革高潮迭起，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迈出关键步伐。但是，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体制性积弊非一日之功，依然存在亟待突破的难题。首先，高校相对独立的权力主体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过去几年，党和政府下定决心要赋予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学却对争取自主权表现淡定，原因是这种权力既可以被赋予也可以被回收，学校享有使用权却没有完整所有权，少数地方某些时候甚至存在伴随权力下放增加不完全对等责任的现象。只有大学成为相对独立的权力主体，可以与多元利益主体平等协商博弈，获得的权力才有可能真正属于自己。其次，对教育规律的探索和尊重有待进一步加强。长期以来，部分大学内部从业者专业素养整体偏低导致外部过多干预，外部越俎代庖又阻断从业者专业发展路径，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改革必须是“自动挡”，如果没有大学的行动热情和改革动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如同不启动发动机推车一样费力。最后，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改进。高等教育评估难免存在某些偏差，部分高校为了求得短期效应和应急目的，改革举措显得过于急于求成。例如：一些高校以数百万元年薪、数千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数百平方米住房等优厚条件竞相抢夺国内外知名学者，局部地区高校甚至出现高层次人才“异动乱象”，破坏了高等教育原有生态，加剧了高校恶性竞争，恶化了高层次人才区域平衡，降低了高层次人才使用效率。还有一些高校对自身禀赋和已有基础认识不足，盲目制定不切实际的短期内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规划，希望能够捷足先登。庄稼生长需要时间，“双一流”建设同样需要耐心，浮躁急躁于事无补，多快好省只能是美好理想，循序渐进才是不二法则。
“双一流”建设，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推进“双一流”建设，关键在于“撸起袖子加油干”，也就是鼓励地方自主性、专业性和多样性实践。在此过程中，更加尊重教育规律，更加强调科学评价，更加重视政策衔接。
1.更加尊重教育规律
陈宝生部长要求高校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其实就是回归教育规律。教育人把教育办好就是最大的政治，简单套用政治话语替代教育话语、以辞藻的华丽掩盖思想的贫乏，是教育领域懒政、愚政和庸政的表现。真正管用的教育理论或政策如同粗茶淡饭，不求精致完美但对身体健康有利。好的教育改革如同贴身内衣，而不是用来摆阔的西装革履。很多貌似符合政治逻辑、学术逻辑和政策逻辑的教育改革，并不真正符合教育逻辑、行动逻辑和实践逻辑。如果不尊重教育规律，改革假动作至多能够升级装备，让教育沿着错误方向以更快速度远离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 我们需要从常识做起，起点低、进展慢都不要紧，只要方向正确迟早能够实现中国教育梦。教育规律哪里找?教育规律只可能出自伟大的教育实践，而不是出自枯坐办公室里的公务员和埋头书斋的教育专家。在全面追赶时期，我们需要放眼世界，虚心学习全球经验。在全面超越时期，我们需要大力提倡地方多样性创新和自主性探索。
2.更加强调科学评价
西方大学最早起源于宗教专业人才养成所，先天具有非营利性慈善组织特征。作为现代大学的鼻祖，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却又流淌着行会组织的商业基因，这种商业基因在知识资本化进程中更加凸显。西方统治阶级垄断教育权以来，不断强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一度让大学沦为国家机器的附庸。因此，大学是性质复杂功能多样的混合型组织，对大学的评价符合“测不准原理”，全面科学评价大学是世界性难题。《实施办法》提出设立专家委员会，综合高校办学条件、学科水平、办学质量、主要贡献、国际影响力等情况，以及高校主管部门意见，论证确定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认定标准。这是高校评价的机制创新，但如何确定大学绩效评价侧重点仍需未雨绸缪。是侧重现有基础，还是发展潜力?是侧重科研过程，还是科研成果?是侧重增值评价，还是累积效应?是侧重单项评价，还是综合评价?是侧重一元评价，还是多元评价?是侧重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是侧重母语成果，还是外语成果?是侧重考查校园里学习的人，还是社会里生活的人?是侧重考查为现实世界做准备的人，还是为未来社会做准备的人?是侧重考查学生知识和技能，还是想象、创造、好奇心、团队合作精神、批判性思维、志愿服务精神、发现问题和问题解决能力……?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对现实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此外，世界一流学科评价会面临很多难题。《实施办法》提出，支持建设一百个左右学科，强化学科建设绩效考核，每五年一个建设周期，打造学科领域高峰。学科是一个历史概念，19世纪大学系科和专业出现以来，我们对学科的思考和认识不断进化。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从一个以上学科中汲取知识，但保留各学科的标识和身份。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ity)从另一个学科视角阐释某学科的主题，如物理学家讨论音乐作品的音响。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融合两个以上学科，形成一种新的基础性认识统一体，重新勾画知识边界。后学科(Post-disciplinarity)展现的知识世界，调和着我们对失去知识统一体的怀念和对知识统一体衰亡带来的兴奋。转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是最高水平的综合性研究，倡导跨越各学科知识框架的统一。高校里学科数量和结构不断变化，学科组织也随之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课题完全没有学科界限，基于学科边界的评价则变得越来越难以操作。
3.更加重视政策衔接
第一，教育政策内部的衔接性和延续性。“双一流”建设，既要保证与“985工程”“211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和“2011计划”等重点建设政策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也应强调与教育投入体制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教育对外开放等教育改革重点任务的衔接性和互补性。此外，“双一流”建设应更加突出政策自身创新性，《实施办法》提出，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将有效避免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都是很好的政策创新。笔者认为，“双一流”建设在认定标准、认定程序、评估监管、调整程序等方面可以做出更加大胆的探索。实施范围完全可以突破研究型大学局限，可以拓展到其他教学型、应用型、技术技能型等各类高校，未来甚至可以面向有资质有实力的民办院校。
第二，教育政策外部的衔接性和延续性。国际经验表明，世界强国在先，世界一流大学在后，至少二者需要同步推进。古罗马、古希腊、英国、德国、美国等世界强国同时也是世界教育中心，他们都曾是或依然是高等教育思想创新的策源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的输出国。世界上不存在高等教育很强而综合国力很弱的国家，也不存在综合国力很强而高等教育很弱的国家。“双一流”建设，应该全面融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与国家发展大布局、大战略全面对接，通过协调推进教育系统内外制度创新，最终实现世界一流国家和“双一流”建设任务共同达成。今天，我们强调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首要问题是要为人才人生出彩提供更加优化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避免重蹈印度等国重点大学建设造成更多人才流失的覆辙。(作者：张家勇 朱玉华，单位：张家勇，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朱玉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生处)
